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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31点击量：610
摘要：从1958年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下线开始，国内农机行业已经历经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农机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工业总产值从1977年的54.2亿元跃升到2012年的3382亿元。
从1958年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下线开始，国内农机行业已经历经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农机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工业总产值从1977年的54.2亿元跃升到2012年的3382亿元。然而站在现在的时点上，我们认为中国农机行业才刚刚要进入“下半场”：1)12年底农业综合(行情 专区)机械(行情 专区)化率刚到57%，距离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2)新一届政府主推“城镇化”经济政策，亟需提高农业装备水平以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3)农机补贴将持续扩大的政策方向已经明确，未来“以旧换新”、“普惠制”等补贴之外的利好政策将对农机行业形成额外刺激；4)随着农业机构化运营的推广，农机消费主体趋向大型化，购买力升级。
我们认为如果过去十年是靠补贴急剧拉动农机需求增长的“补课期”，未来的十年将是内生需求爆发、多元化政策刺激的“黄金十年”，不仅销售收入将保持年均15-20%的稳健增长，销售结构也将加速优化。传统品种增速中枢将缓慢下行，但经济作物收获机械、水田机械等新兴装备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大型化、高端化的设备也将成为未来需求的主力。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速逐渐趋缓的大环境下，农机行业将呈现弱周期、稳健增长的独立行情。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农业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2011年全国就业人口中农业约占38%之多。鉴于农业的重要战略意义和较低的农业机械化基数(2008年仅为46%)，从2009年开始中央政府决定加大农机补贴的投入，农机销售(尤其是重点补贴品种)加速上行。2012年全国农机工业总产值已达到3382亿元，6年平均增长约20%。乐鱼app
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品类的机械产品相比(尤其是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的下游需求较为稳定，周期性特征极弱。尤其在08年以后，受益于补贴规模稳定增长的拉动，农机行业的成长周期更为平滑。往前看，我们认为在国家承诺补贴规模将持续扩大、各项非补贴优惠政策频出的背景下，农机行业的需求曲线未来几年仍将保持平稳向上的趋势。《“十二五”农机工业发展规划》中预测到2015年农机行业销售规模将超过4000亿元。我们判断这一预测相对保守，“十二五”期间农机销售规模有望突破5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5-20%。
动态地来看，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农业装备水平仍然相当低下，未来较长时间都将处于上升周期。落后的状态不仅体现在“量”上，即农机装备的绝对数量、机械化率的统计数值上；更体现在“质”上，即装备的功率、品质和先进性，以及品种间的不均衡：
1)“量”的落后：虽然过去十年国内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从02年的32%上升到去年底的57%，但和发达国家平均+90%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从一个更直观的数据来看：中国每千平方公里的拖拉机使用密度约为431台，仅相当于欧盟国家的1/3和韩国的1/6(2010年).2010年7月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到2015年达到60%的目标，而2011年3月份发布的《农机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农业机械化水平到2020年达到65%的目标。我们认为这些长期目标已经显得非常保守，按照目前每年3-4%的机械化率提升速度推测，2015年提前突破65%是大概率事件。
2)“质”的差距：我们强调，中国与先进国家农机装备的质量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恰恰是未来几年农机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改进方向之一。以拖拉机市场为例：虽然中国拖拉机保有量已经达到2100万台(2009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约83%为20马力以下的小轮拖或小四轮、手扶式拖拉机，80马力以上的大轮拖仅占约1%。反观美国，40马力以上的中大轮拖已经占到保有量的70%以上，并且产品结构仍在不断升级中。尽管两国地域条件存在一定差异，但这一显著差距仍能反映出中国农业装备的落后程度。
3)品种间的不均衡带来“差异行情”：由于市场发育及国产技术成熟的时点不同，各种主要作物的机械化进程存在着显著差异。农业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小麦生产的综合机械化水平最高(2009年达到86%)，而水稻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最低(2009年仅为55%)。单从机收率来看，小麦已经几乎完成了机械化升级，当前机收率超过90%；水稻机收率接近70%，也处于机械化的后半程；玉米正处于快速上升期，以每年7-8%的速度提升；而棉花、甘蔗、油菜等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收获才刚刚开始。
相应地，各种主要作物的收获机械也处在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1)小麦机是国内最早实现产业化的收获机械，上世纪80-90年代就开始进入市场启动期，当前小麦机收率达到峰值、社会存量饱和、机手收益降至谷底，因此即便有补贴的支持，小麦机销量仍呈现震荡下行的趋势；2)水稻机技术的国产化程度较小麦机有所逊色，久保田、东洋等外资企业仍然占据国内市场的一席之地。水稻机市场启动晚于小麦机十年左右，2002年前后出现爆发，05年后经历两次起落、2012年再度反弹。长期看水稻机收率还有一定的提高空间，社会需求也并未过分透支，预计未来水稻机销售还将处于震荡上行的通道；3)玉米机是产业维度上最晚成熟的作物收获机械，国内自走式玉米收获机产业集群的崛起于2005年以后，以亨运通、金亿、中远、新研、奇瑞为代表的一批优质企业推动了国产玉米机品质的大幅提升。而在需求端，各主要地区市场培育的陆续完成、补贴政策的倾斜，以及07-10年小麦机补贴停止带来的替换效应，刺激近年玉米机需求出现大爆发。往前看，从设备保有量和机手收益水平来判断，我们认为玉米机的景气周期还远远没有结束，未来2-3年有望保持年均+30%的增速。
我们认为，不同种类农业机械景气度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投资回报周期上：1)根据农机流通协会2012年的调查，国内农机的平均回收周期在2年左右，市场基本处于尚未饱和的状态(根据经验判断，3年为农机回报时间的容忍极限)；2)但不同子品种回报时间差异巨大：根据一拖集团2012年的调研，各地拖拉机用户回收期平均在2.5年左右，其中约有七成用户的回收期在2.3-2.7年，已经接近了临界点，表明拖拉机市场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增长、保有量已经接近饱和。而根据我们的草根调研，当前自走式玉米收获机的回收期在1-2年，平均约为1.5年；而更为稀缺的自走式辣椒收获机仅为1年左右，反映出前期市场保有量较少的农机品种的高景气度。
我们认为，如果过去的十年是保有量粗放式增长带动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机行业跨越式发展的“上半场”，那么未来的十年将是保有量增长放缓，但装备质量、附加值大幅提升带动农机行业持续发展的“下半场”。从政策导向上看，国家对大马力、稀缺品种、高端农机的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补贴增量的绝大部分都将向这些领域倾斜。根据《201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中央补贴一般不超过总价的30%、单机补贴限额5万元，但对于稀缺型、高端品种(如100马力以上大拖、大型联合收割机、大型免耕播种机、甘蔗收获机、棉花采摘机等)，补贴额可提高到15-40万元。并且，这种差异化补贴的做法近年有愈加强化的趋势：根据我们的渠道调研，今年110马力以上拖拉机中央补贴额陡增到5万元(售价10-12万元)，补后价甚至低于90马力拖拉机。
综合来看，我们判断“质”和“量”的双重提升、品种间均衡发展将推动未来农机行业保持年均15-20%的增长速度。但农机行业发展的“下半场”将呈现显著的差异化行情：1)增长最快的是前期保有严重不足的品类，如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水稻插秧机、经济作物收获机械、高效农机具(大型免施肥旋耕机、精量播种机等)以及高端拖拉机(超大马力、动力换挡等)；2)震荡中上行的包括水稻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普通农机具等；3)可能进入长期下降通道的包括小麦收获机、中小马力拖拉机等。
相对于其他机械品种，国内农机市场的竞争格局尚未完全确定，前十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总计仅为31%(2011年)，但单看某一细分市场集中度却普遍较高(如中大轮拖拉机)，我们判断主要是由于：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分配体制下，国营农机企业往往聚焦于某一细分领域(如一拖和中收集团)，产品储备的积累较弱；2)虽然农机行业整体稳健增长，但各个农机产品的景气周期存在差异，企业往往缺乏前瞻性判断、提前布局，实现跨品种综合运营。
比较前十大农机厂家的产品谱系，我们发现与国际知名农机企业相比，一拖、福田雷沃等国产品牌领导者的产品短板显而易见，尤其在近年销售异常火爆的水稻插秧机、大型农机具、玉米收获机等新兴品种上投入较少。我们认为与工程机械行业相似，农业机械是一个“马太效应”极强的市场，下游客户的集中化催发了农机一站式采购的趋势，未来市场整合的方向将是全产品链条、综合式服务。从国际经验来看，约翰迪尔、凯斯纽荷兰、久保田等巨头几乎垄断了世界农机市场，我们测算仅迪尔一家就占据了中国以外农机市场约29.4%的份额(2010年)。因此，我们判断未来国内农机市场必将走向“强者恒强”的格局，龙头企业整体市场份额的提升空间非常广阔。
从世界农机行业发展经验来看，任何一国农业机械化的飞跃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推动。这主要是由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及农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一般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这两个特性决定的。中国政府对农业机械的补贴在2000年前后启动，但初始规模较小、对行业影响有限。08年后，鉴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农机需求疲弱的状况，中央政府决定决定大幅扩大补贴覆盖范围以刺激需求：中央补贴规模从07年的20亿元一举跃升至09年的130亿元，补贴覆盖销售的比例(中央层面)也从不到5%上升到接近20%。
地方财政的配套补贴也相应快速增加，2011年地方补贴平均已经占到补贴机种价款的约4%(中央补贴约为27%)。补贴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不仅直接为农机行业打入了一针“强心剂”、09年后农机销售出现一段爆发行情，更带来两方面的显著变化：1)补贴每年稳定增长，农机行业的周期性被进一步熨平；2)由于补贴采取“指标分配”的操作办法，流通渠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往前看，我们认为农机补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持续进行，规模有望保持年均10-20%的稳定增长。
A)首先，从政策方向上看，“三农问题”对国家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新政府加快城镇化的经济工作主线与农业装备水平低下的现状矛盾尖锐，补贴政策作为刺激农机消费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必将得到重用和深化(尤其在换届后1-2年内可能加快节奏)。《农机工业“十二五”规划》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及“十二五”期间农机具补贴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B)其次，从实际需求来看，许多种类作物的种植、收获等环节存在明显短板，相关设备产业化程度低、农民购买负担重，亟需政府资金支持；
C)最重要的是，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城镇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紧密相连，长期的农机补贴政策在各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历程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发达国家农机补贴的持续时间通常超过20年，直到城镇化率达到一定瓶颈。以韩国为例，在其城镇化速度最快的70-90年代，政府推出了长达二十年、补贴幅度高达40-50%的强力刺激计划(不限额)，农机装备水平大幅飞跃(拖拉机使用密度挤入世界前列)，解决了城镇化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农村人口占比从1977年的50%下降到1996年的22%).
鉴于中国大规模补贴农机的时间仅有6年时间、目前城镇化率仅有52.6%，我们判断农机补贴将是一个长期的故事，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总额稳定增长的态势。
补贴是过去几年中央农机政策的主线，但往前看我们预计未来1-2年一系列其他优惠政策将浮出水面，农机行业政策环境呈多点开花、逐级向好的局面。在多元化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农机行业将加快结构优化、品牌集中、秩序稳定的步伐。
农机“以旧换新”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加快淘汰老旧农机、提升装备总体质量。2011年9月农业部发布《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将“以旧换新”制度纳入规划，强调要建立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制度，制定农机以旧换新办法。2012年9月，农业部、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制定发布《2012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实施指导意见》，以全国11个省市单位为试点开展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补贴机种主要是保有量较大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同时规定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与农机购置补贴相衔接、同步实施。2012年11月，农业部发布《报废农业机械回收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报废农业机械所有人优先获得购机补贴资格。
《201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中提及：要继续在山西、江苏、浙江等11个省级行政单位实行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并将更新补贴与新机补贴相衔接、同步实施。我们认为如果资产评估、补贴限额、旧机再制造等关键问题能顺利解决，“以旧换新”有望成为未来1-2年农机政策的一大惊喜。随着今年试点工作的深入展开，更多的实施细则将先后出台，试点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对新机销售形成额外刺激。
与以往补贴在购买同时发付的做法不同，“全额购机”是农民先全价购机，再根据发票向政府领取补贴。我们认为“全额购机”带来的潜在影响有正反两方面：a)积极方面，补贴在购机之后，降低了中间环节出现腐败的概率，同时在操作层面上为未来“普惠制”的实施做准备；b)消极方面，去年在10个左右省份试点，但由于农民对新政策的不适应、手续的繁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需求的释放，是去年农机销售增长低于预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全额购机”将新增16个左右试点省份，并将严格规范“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模式，简化农民领取补贴的程序。我们认为，经过去年的小范围试点，“全额购机”的操作方法已经逐渐规范化，农民面对新政的不确定心理也有所缓解，今年试点推开对行业的影响偏向中性；但中长期来看，“全额购机”对抑制补贴中间环节的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秩序的规范化是对于整个行业的制度性利好。
3)“普惠制”有望铺开，规避腐败、惠农惠民：“普惠制”实际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符合规定的国家农机推广目录的产品品类，均完全满足农民购机需求，而不受地域、品牌、经销商或补贴指标限制。我们提示，“全额购机”的最终目标是过渡到“普惠制”，从根本上杜绝中间环节的腐败现象，从而提高农民的受益幅度。根据我们的草根调研，在相当部分地区，目前中间环节侵蚀农机补贴的幅度高达50%以上。我们预计在未来2-3年内，“全额购机”有望逐步升级为“普惠制”，让农民真正享有补贴政策的实惠。实际上，《201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已经提及：鼓励各省选择部分农业生产急需的薄弱环节机具在省域内满足所有农民申购需求。我们预计“普惠”最有可能实施的路径是：“指标审批制”-“局部普惠制”-“完全普惠制”。即先在稀缺小品种农机、局部基数较低的地区试行，之后通过观察改进操作办法，最终全国范围、全品类施行。因此，我们判断玉米收获机、水稻种植机、大型农机具等国内最为稀缺的小品种农机有望最先受益。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形式，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2005年3月刊发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为农地流转奠定了制度基础。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了政府支持鼓励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土地经营集中化的态度：“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国内农地流转的平均比例还很低，且极不均衡：上海、北京、浙江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土地流转比例达到+40%，而河南、安徽等传统农业大省流转比例依然很低、仅有+10%。我们认为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是城镇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预计政府还将针对农地流转出台一系列细则和操作办法，未来几年规模经营将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取代小农作业，成为农业经营的一股主流。相应地，需求主体的大型化将对农机行业形成长期的积极影响，农机销售大型化、高端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我们认为政策的推动作用固然重要，未来几年农机行业最核心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内生因素-下游需求端发生的深刻变化：1)首先，在耕地面积不可能大幅增长的前提下，日益增长的粮食消费需求需要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2)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政府力推的城镇化进程将导致农业劳动力日益短缺，推动农业用工成本飙升；3)土地加速流转导致农业经营集中化，购买力水平进一步提升；4)农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增长，也将增强终端购买能力。
由于人口刚性上升、消费升级等因素，近年来国内粮食消费总量以年均3-4%的速度持续增长。而国内粮食产量增长已经无法满足旺盛的消费需求，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已经由08年的7.2%上升到了去年的12%(进口粮食总量达到802万吨)。往前看，粮食消费量增长的动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存在，而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角度考虑，必须将对外依存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因此国产粮食的产能亟需快速提高。另一方面，虽然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一直没有放松，但实际情况却是耕地总量在缓慢减少。未来耕地与增产的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客观上要求农业生产率有更高速的提升。
而实践证明，农业机械化水平与作物产量有着直接联系。农机与农艺的紧密结合，对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愈加显著：1)重庆地区的实测表明，通过大型拖拉机牵引深松机，可在不翻土的情况下疏松土壤、改善耕层结构、增强农作物保墒抗旱能力。在基本苗相同情况下，深松的土地可比原来亩产增加10%以上；2)农科院统计表明，水稻、小麦、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可分别实现每亩增产53公斤、37公斤和72公斤；3)干旱气候环境下，运用多种农机化技术的保护性耕作模式可增产15-20%。我们认为，目前约57%的农业机械化率不仅绝对值仍然较低，完成质量更是相当低下。深松深耕、精量插秧播种、保护性耕作、低损耗收获等先进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应用比例还很小。未来亩产在目前高基数上进一步提高的严峻任务，必将倒逼先进农机的大规模推广和整个农机产业的持续升级。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农林牧渔职工工资在过去4年时间里已经增长了近一倍。考虑到临时用工未计入统计，我们判断农业生产的实际用工成本增长得要更快。我们认为导致农业用工成本飙升的三个根本因素是：
1)人口结构的变迁：过去十年20-39岁青壮劳动力的比例降低了6个百分点，未来下降的速度还将加快。因此，劳动力增长无法匹配生产规模的扩大速度，人口红利逐渐退却，劳动力相关短缺的现象日益严重。
2)城镇化速度加快：过去十年里，中国城镇化率以年均1.35%的速度快速提高，平均每年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2000万。城镇化在给予工业、服务业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急剧萎缩。往前看，新一届政府推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方向已经明确，未来农村和城市的界线将更加模糊，农村人口的大转移还将持续。
2)就业选择的结构性变化：农村人口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劳动力在就业选择的心理上发生了质的改变。同样的情况在韩国90年代也出现过：到1990年韩国城镇化率已经从1965年的32.4%迅速提高到了73.8%，基本完成了城镇化进程，但在之后的20年中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仍然在快速下降。相反，被社会定位为更加“体面”和“舒适”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暴增。因此，我们判断即使城镇化的速度放缓，国内农业就业比例长期仍将处于下降的通道。
静态地看，我们认为经历10年快速城镇化之后，当前农业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微观调研信息反映，在农业主产区东北和新疆，农忙时期雇工甚至需要跨省份招聘，极端情况下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动态地看，我们认为农村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上升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并且未来几年农业用工成本的上升速度可能高于工业和服务业。
人工成本直接决定了农机的经济效益，因此用工成本的飙升将为农机销售(尤其是保有量较低的品种)的持续增长提供直接催化剂。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培育和壮大包括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在内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尤其对于农民合作社将采取财政、信用、土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实际上在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全国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已经出现了一轮爆发式增长，从07年的仅4000+个跃升到去年底的约3.1万个。农业部预计，到2015年国内每个县级行政单位都将拥有至少一个合作社，则总数量将至少达到4.2万个。
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业合作社是各国提升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一种成熟的组织形式。美国农业合作社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农户以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高收入为目的自发形成的农业组织形式。经过上世纪90年代“新一代合作社”(NGCS)浪潮后，美国农业合作社已经在整个农业经济中占据了举重轻重的位置，也被证明较好地保护了个体农户的利益、大大促进了美国农业经济的进步。欧洲农业对于农民合作社的依赖程度更高：在谷物种植领域，丹麦、法国和奥地利农业合作社的市场份额高达70%以上；在蔬果生产、乳业等领域，荷兰、爱尔兰、北欧三国合作社的市场份额甚至达到90%以上。
因此，我们认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组织不仅是未来长时期农业政策的指引方向，更是市场化改革下农村经济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尽管目前合作社发展存在着“用地难”、“筹资难”等痼疾，但中央全力支持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未来将围绕着土地流转规范化、金融财税支持等方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力挺各地合作社走上正轨。
根据《农业经济》对浙江、江苏、东北等地农业合作社发展现状的调研，当前国内农业合作社可大致分为四种类型：选择合作型、机械合作型、土地合作型和股份合作型。这四种模式中农民的参与程度和利益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将分散的购买力整合到一起，统一购置机械、执行机械化服务。我们认为，农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组织对于农机行业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提升总体购买力、优化农机销售结构。未来随着农村合作社数量再上一个台阶、现有合作社的农民参与度不断深化，合作社对农机装备购买力的整合将给农机需求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
从农机行业的下游分布结构来看，近几年规模化经营单位的迅猛发展已经对购置需求形成了良性冲击。根据农机流通协会的数据，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在农机消费中的占比已经从10年的12.3%提升到了去年的22%，相反个体消费占比骤降接近15个百分点。预计规模化经营组织未来五年可达到农机总消费需求的50%，将更为显著地提升高端、大型农机的占比，并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机厂商的营销模式。未来消费主体的集中化必将带来厂商集中度的提高，品牌、品质、厂商信誉度对于销售的影响力将扩大。
受益于城镇化推进和农业生产率提升，过去四年来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显著增长，年均复合增速达到14.2%。此外，随着越来越多携带大量存款和现代理念的农民工返乡，农民实际购买力和固定资产投资倾向的提升幅度更大。我们认为这将在中长期为农业机械化升级提供基本支持。同时，我们判断随着个体农民购买预算的增加，农机购置需求也将更多地向更高端、更高效的农业设备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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